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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感言(资中筠)  

2016-06-17 17:31:31|  分类: 名家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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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感言

 

资中筠

 

在正常的现代公民社会,人人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组织和维权渠道,在权益受损,遭受不平时,从公开呐喊到诉诸法庭,到上街请愿……,不需要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为民请命。 

服务于媒体的“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揭露真相,对社会弊病行批判之责。至于各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则术业有专攻,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如果对政策有发言权,一般只涉及与本行业有关的,例如水利专家对一项水利工程的取舍提出建议,等等,本不必人人都关心国家大政方针。 

一个民主国家,群体议政的地方在各级议会,参加者各色人等都有,代表各种利益诉求,当然不限于知识分子。占据了议会的位置而不为民请命,就是失职。 

只是在言路不畅、法治不彰、社会严重不公而百姓常常处于无告状态时,才有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仗义执言,形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以别于一般只埋头于本专业的知识分子。 

作为个人,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完全有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权利。若有能力专心注六经,对文化也可以有所贡献。 

如果有幸掌握最多精神资源的群体心灵长了老茧,失去是非善恶之判断,甚至公开宣称不相信公平正义,为自己的冷漠自私心安理得,对他人的真诚冷嘲热讽,这种倾向若成为主流,就是全民精神的堕落。  

  杨绛先生仙逝。作为曾有幸在杨先生和钱先生课堂亲受教诲的学生,自然心有所悼。我不但上过钱先生“西洋文学史”的课,而且钱先生还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全班唯我一人,不知此前或此后他还有没有指导过他人的毕业论文)。不过他归道山后,我什么纪念文字也没有写,因为他名气已经太大,死后哀荣,纪念与研究文字不断,我毕业后的工作远离外国文学,这方面不再有长进,愧对师长,不想套近乎。我上过杨先生一年英国十七、十八世纪小说史的课,后来也差不多都还给了先生,不敢再提。毕业三十年后,我到社科院工作,才又续上了联系,不过登门求教是极少几次。随着他们名声日噪,门庭若市,不敢再打扰,只是逢年节电话拜贺而已。近两年杨先生重听,我连电话也不打了。现在她驾鹤西去,写家蜂起,连同钱先生一起又成为热门话题。对他们二位的褒贬,一时间沸沸扬扬。我忽然想起鲁迅的几句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两位先生生前不喜热闹,身后任人如此评说,如果真如杨先生相信的灵魂不灭,不知作何感想。 

 对二位师长的悼念之情不在于一朝一夕,纪念文字留待以后再考虑。不过这次引发的种种议论涉及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事务的关系,对于这个话题,二十年前我写过《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之后陆续发表过一些看法。2010年我八十岁时,发表了《平戎策与种树书——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从两千年的传统到本朝,试图捋清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中“士”的处境及其复杂而曲折的心路。特别是该文最后关于当代部分,实际上融入了本人的切身体验,也算是一个总结,自以为尽其所能对这个问题剖析清楚了。但是自那以后,又见到和听到许多对人对事的议论,或出于对国情和历史的无知,或者就是为自炫而不惜损人,促使我感到言犹未尽,借此机会对这个话题再略舒己见。

 

 正常的现代公民社会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为民请命

 

 在正常的现代公民社会,人人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组织和维权渠道,在权益受损,遭受不平时,从公开呐喊到诉诸法庭,到上街请愿……,不需要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为民请命。服务于媒体的“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揭露真相,对社会弊病行批判之责。至于各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则术业有专攻,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如果对政策有发言权,一般只涉及与本行业有关的,例如水利专家对一项水利工程的取舍提出建议,等等,本不必人人都关心国家大政方针。“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正如康德对德国皇帝说,你做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哲学家,咱们互不干涉。这应该是正常的情况。一个民主国家,群体议政的地方在各级议会,参加者各色人等都有,代表各种利益诉求,当然不限于知识分子。占据了议会的位置而不为民请命,就是失职。只是在言路不畅、法治不彰、社会严重不公而百姓常常处于无告状态时,才有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仗义执言,形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以别于一般只埋头于本专业的知识分子。 

 从历史上看,每当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起先驱作用,出现杰出的思想家。例如欧洲走出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科学革命,文人、思想家群体功不可没。作为个案,知识分子对与己无关的冤案进行抗争,担负起为弱者鸣不平的批判角色,最出名的是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弗斯案的著名辩护书《我控诉》,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那时法国虽已是大革命之后,民主还不完备,特别是犹太人还受歧视,左拉此举是要冒风险、做出牺牲的,所以是勇气和主持正义的榜样。后来在俄国出现“intellegentsia”一词,特指以国事民瘼为己任,专门关心社会改良,直至发动革命的社会精英。他们怀有超越自身利害的理想,并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和行动。其中有许多就是作家。文学本身就是表现人和人心的,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是真情流露,最有赤子之心,对现实有直觉的敏感。所以在很多国家,不论是浪漫派还是现实派,虚构还是非虚构,散文还是韵文,作家(包括诗人)往往站在社会批判的前沿,因而也常遭受横逆和迫害,其本身的遭遇就有许多故事。十月革命之后,在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在高压下的作家和广义的文人仍然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士”肩负着为生民立命的责任

 

 揆诸中国,古代的“士”大体相当。孟子主张“有恒产而后有恒心”,这是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但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也就是只有“士”能够超越自己的切身利害,为某个宏大目标锲而不舍地奋斗。在教育不普及的时代,少数有机会多读了一些书,而且善于深入思考的人,就有责任为生民立命。即使在春秋时代,也不是所有的“士”都能如此,所以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以后在漫长的专制皇朝岁月中,“士”与“仕”不可分,因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为朝廷效力,也就是做官。基本上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即便入仕为人臣,也还有君子、小人,直臣、佞臣之分,有豁出性命也要“致君尧舜”的,有为私利而“逢君之恶”的。有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也有只顾自家荣华富贵,不顾“一路哭”的。皇朝循环,治乱兴替,读书人就有一个“出处(读上声)”的问题。孔夫子给出了一条原则:“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遇到无道昏君,就可以装傻,消极抵制,至少可以避免助纣为虐。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洁身自好,保持一点人格独立的出路,于是出现一类人,称为“隐士”。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文中已有详述,此处不赘。

 

近代读书人作为思想载体站在“救国”的最前沿

 

 进入近代,中国遇到“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内忧外患不断,始终处于不断变革、社会转型之中。外来的与本土的各种思潮在神州大地此消彼长,作为思想载体的读书人站在“救国”的最前沿,作用最为突出。在朝有郭嵩焘、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名臣,还有辛亥革命志士及民国时期的某些正直的政治人物;在野有公车上书、六君子、七君子,以及新文化运动大批健将。面对日寇侵略,大批知识青年或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 投笔从戎;或到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参加抗日,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志士。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在专业领域内成绩斐然,为现代化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遵循各自的信仰理念,为救国救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常常提到的“脊梁骨”,应该说从总体而言,那段历史时期,读书人的脊梁骨是没有断的,绝不止鲁迅一人。当然还可以举出种种相反的人和事例,卖身,乃至卖国求荣者,这是任何时代免不了的。但统而言之,那一百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视之其他国家在类似背景下的表现毫不逊色。 

 想起几年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谓: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过去七十年里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真理和正义而伤亡的比例,甚至超过了上个世纪里各国士兵的阵亡率……古今中外,哪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为了履行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而遭受如此大的磨难,还依然前赴后继?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绝对是对得起民族与民众的……。我基本同意这一看法。至于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蜕变,已有许多研究著述,我在《知识分子的道统》一文中也已经充分论述,不再重复。

 

改革开放后中国还是不断有变相的运动

 

 近六、七十年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是没有任何独立的空间的。人们现在常提到的美国波士顿犹太人纪念碑的碑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殊不知,那个时期的中国,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没有。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找你。每次政治运动中,人人都被迫“表态”,批自己、批别人。每个人都是“单位人”,到哪里去做“隐士”?现在披露出当时见诸报刊的许多知名大儒自虐之词和批判别人的言论,令人震惊,不忍卒读,他们如在世,也会自惭。这些是名人,所以言论被公开发表(发表与否也由不得他们本人),还有无数知书识字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写过无数此类检讨、批判以及“学习心得”,无人能跳出那张大网。记得改革开放之初,领导许诺不再搞运动,虽然许多人仍心有余悸,不敢放言,但是大家都松一口气——真话不能全说,至少可以不被迫说假话了!但是说真话的权利,包括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变相的运动也还是不断。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有一轮被迫“学习”和“表态”,不过那时形势、人心已经不同,齐刷刷按一个调门说假话的现象已经少多了。那时有一批短期出国进修的青年学子因此滞留不归。我1991年在美国见到一名熟悉的青年,在那里生活比较困难,而她在国内家庭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去,在这里有什么好?她说“可以不表态”!还有,她好读书,这里图书馆太方便了,她读到了许多前所为闻的书,眼界大开,也是一大享受。精神上回不去了,物质生活苦一些,没什么。我能够理解,作为一个本质诚实善良的人,摆脱说假话表态的痛苦,享有保持沉默的自由,有多可贵。

 

法律专家和媒体在弘扬法治的今天仍是“高危产业”

 

 从“文革”浩劫中脱颖而出的一批青年才俊曾经意气风发,特别表现在媒体和学术界,有一番新气象。涌现出一批报刊杂志,此起彼落,前仆后继,在繁荣学术、开启民智、打开眼界方面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有一批媒体人,关心民瘼,追求真相,主持正义和公平,成绩确实可圈可点。世纪之交,我曾到广州,袁伟时老师介绍我与一批媒体人聚谈,他当时非常乐观,说南方这个“蛮荒”之地,可能会出现三十年代上海的局面。事实证明,袁老师过于乐观了,不久,形势就有所变化,后来的情况尽人皆知,不说也罢。 

 另一个知识群体是法学界,包括律师和从事教学的专家。他们的贡献切实而显著,蒙受的打击也令人唏嘘。在过去“反右”运动中,除新闻界首当其冲外,为数不多的法学专家和教授几乎全军覆没,其中有人一言不发,也未能幸免。因为法律本身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想到,在弘扬法治的今天,法律专家和媒体仍是“高危产业”,说明知识分子要以独立的人格,凭自己的良知服务于社会,道阻且长。

 

史学界在新时期的贡献不应被埋没

 

 还有一个从自己的专业对开启民智做出贡献的领域是史学界,包括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史。有一批学人,孜孜以求,在人类发展规律的大前提中得出自己的判断,随着档案的开放,拨开迷雾,回归真相,不但传播了知识,还表现出史德和史识。我本人对历史只是有兴趣,知识有限,这些新的成果惠我良多,启发我反思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说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历史界得到继承和发扬是不为过的,他们的贡献不应被埋没。尽管是在故纸堆里耙疏,秉笔直书还是免不了触犯忌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古代有“殉史”的,是中国一大特色。今之学人虽然不至于因写史而牺牲性命,但是遭到各种封杀和不同程度的打压,甚至被扣政治帽子,却常有发生。 

 至于上述本该站在社会批判前沿的作家群体,在媒体上只见各种评奖、颁奖,颇为风光热闹,却很少听见为公共事务发言的声音,似乎不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与其他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情况大不相同。

 

轻薄地讽刺、贬斥前辈知识分子是缺乏起码的自省力

 

 我无意对各类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表现一一评论,也不具备足够的资料依据。只是有时见到有些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前辈的一些酷评,很不以为然。特别是现在,尽管言网时紧时松,道路曲折,但是比起前三十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另外,由于开放,人们见识大不相同,打破了以前因无知和闭塞而造成的“真诚”的信服。说真话、主持正义的风险要小得多。但是当前,对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之软弱、之“犬儒”,已不是新鲜的酷评,而做出这种评论的,大半也是知识分子而不是草根百姓。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对民间疾苦和社会不平,以及各种悖谬、祸国秧民之事没有任何关注和义愤,相反,只见他们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已经享有的优越的生活和名誉地位,与各种“潜规则”妥协,甚至加以利用。如钱理群老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为求荣华富贵而不惜损人利己甚至为虎作伥。却有人对当年处于“鼎镬在前,斧钺在后”的境地的前辈轻薄地讽刺、贬斥。这不仅是不厚道,而且是缺乏起码的自省力。我绝不是说自己做不到的不能批评别人,例如不会写小说就不能做文学批评;但涉及到良知和担当,每个人都应该时时扪心自问。今天年富力强的新生代所缺乏的恰好就是前辈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责任感、骨气,甚至起码的正义感,而前辈所承受的高压和身家性命的威胁,是当代青年难以想象的。

 

钱杨二位先生是不可复制也无法效颦的特例

 

 由钱杨二位先生引发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担当论述,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见到比较严肃说理的有张千帆、徐贲和张鸣先生的文章,徐、张二位还有一番争论。但是我发现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我都同意。这不是滑头、和稀泥(这从来不是我的作风),而是他们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角度不同,涉及的时空语境不同。由于《围城》拍摄成电视剧,钱钟书先生进一步在知识圈外的公众中声名鹊起,几乎家喻户晓。于是人们对他们夫妇以“公共知识分子”相期许,责其没有更多关心社会现实,利用自己的影响发出呼声。另一些人则大力赞扬其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借以为自己的自私、自恋、冷漠找借口。  

 对钱杨二位师长本人做出评价不是本文的主题,只想指出,他们绝对是特例,不可复制,也无法效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他们能够不但“苟全性命”,而且“苟全羽毛”于乱世,有其独特的主客观因素。从主观上讲,当然是清高自守,鲜有争名逐利的欲望,也有足够的明智和清醒,没有事事盲目紧跟(做到这点就不容易)。而客观上更重要的是能被允许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同代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恰巧钱先生被征调到《毛选》翻译组,在那里是不搞政治运动的,于是躲过了大专院校教授大规模“思想改造”,人人过关的一劫。如果当时他还在清华,如何能避免“表态”?还因为,钱杨二位先生回国不久,在当时的教授中属于年轻一辈,尚未有著作构成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体系,他们本人的名望还没有达到被重点关注,必须“彻底清算”的地步。如雷海宗、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等一批名教授是逃不过的。有一则流传甚广的“佳话”:艾思奇三进清华园,专门与金岳霖辩论,直至金“投降”,服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姑不论金岳霖是否真的心服,至少钱钟书不会是被“辩论”的对象。杨绛先生先到了“学部”(社科院前身),比他受的冲击就大一些。他们二位有“右派思想”而能忍住“无右派言论”,此后明哲保身,杨先生封笔,不创作,只翻译;钱先生致力于注六经式的学问:《宋诗选注》、《管锥篇》。做到这点也是要有识时务的智慧和耐力的。关于杨先生的《干校六记》,钱先生说过一句:应该还有第七记,“记愧”,说明他对于这种沉默并非心安理得。 

 改革开放初,七十年代末,“学部”从科学院独立出来,成立“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不知几顾茅庐,敦请钱先生出任副院长,钱力辞。最后达成协议:不管事、不开会、不上班、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纯粹挂名。以后多少年,果然做到,得以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埋头做自己的学问,未卷入社科院任何是非。这绝对是特殊中之特殊:首先是钱本人的学识渊博到有足够的震慑力,使胡乔木这样的“党内第一支笔”由衷仰慕,而且他本人真心不想出仕,并非待价而沽;另一方面,他遇到的是胡乔木这样的学官,胡本人复杂的多面表现此处不论,至少他还算是读书人,对学问有所敬畏,知所进退(他曾说在钱先生面前不敢多说话,怕露怯),知道即使纯粹挂名,钱钟书这个名字也能为社科院争光。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环境,正是万物复苏,拨乱反正,“臭老九”翻身,上面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时。此三者缺一,钱钟书先生不可能保持那样的身段。不过,在关键时刻,例如八十年代末,钱杨二位并不是没有是非,没有态度,完全泠漠的,不过知之者少,而且不宜张扬。九十年代之后这二十年,钱先生开始迁延病榻,继以爱女早逝,杨先生心力交瘁。在遭受人生至痛的情况下,期颐之年,以读书写作为精神寄托,达到超脱的境界,又何忍再予苛责?至少,他们还有起码的傲骨,没有攀附和媚俗之举。 

 作为个人,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完全有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权利。若有能力专心注六经,对文化也可以有所贡献。文人相轻,中外皆然,互不服气,互相妒忌,都不足怪。但是有一条底线。在很多国家,不论平时个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如果一位同行受到不公平的打压,一般都会视为危及本群体的权利,物伤其类,以各种方式打抱不平,而不是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说不定为少一个竞争者而暗中落井下石,这就是底线的区别。如果有幸掌握最多精神资源的群体心灵长了老茧,失去是非善恶之判断,甚至公开宣称不相信公平正义,为自己的冷漠自私心安理得,对他人的真诚冷嘲热讽,这种倾向若成为主流,就是全民精神的堕落。无论如何,今天的时代与我的师长辈所经历的已大不相同,人类总是要向前进的,中国也不能自外于人类。方今朝野各行各业中,正当盛年、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的诸君,进退出处如何选择,只有各自凭良心了。只是个人不论如何选择,不必拿先贤说事。

 

【作者简介】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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